唸研究所時，有回跟張老師閒聊，他提到有人請他寫一篇書評。他說：「中國時報有個開卷你知道吧？他們要我寫篇黃仁宇的書評，但我想我的想法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樣，所以就拒絕了。」那時張老師的神情，隱隱然有些可惜。我當然知道開卷，在研究所的生活裡，除了上課時間外，一天幾乎是從水木書苑旁的咖啡館開始的，那時我總要看幾份報紙，才開始看自己的書，傍晚吃完飯，就到研究室繼續讀書去了，更晚一些，大概就是喝酒時間了。
那時候我對開卷很敬畏，他們推薦的書，如果我也正好看過，就覺得有點得意，如果當時有人跟我說，你以後會去開卷工作喔，我想我應該會嚇破膽。
畢業後，我在一個現在已經關門的周刊工作。這個周刊的立場，一向被認為往墨綠嚴重傾斜，因此新聞與評論角度，都備受爭議。可是除了政治之外，我認為這個刊物當時對本土文化的關懷，對弱勢者的凝視，對我日後影響甚鉅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在這裡交了幾個一輩子的好朋友。其中包括咩仔。
有一天，我和咩仔去藍調喝小酒，我跟他說起最近開卷在徵編輯的事情。咩仔一向有行動力，他力勸我應該去試試看。我說一來我的能力哪有可能去開卷？二來，他們截止時間是今天。咩仔從傍晚勸我到八、九點，我終於點頭了，想想報社應該晚上還上班，我就去咩仔家寫自傳。在研究所時用的是麥金塔，咩仔家的電腦是PC，我的資料就是咩仔幫我打出來的。把自傳傳真出去的那一刻，我就忘了這件不可能的事情。
然後，過了好一陣子的某一天。我突然接到一個人的電話，他說，開卷要找的編輯已經找到了（就是我的好友愛麗絲），但是現在他們想找一個人寫一篇採訪稿，不知道你時間怎樣？我當然就答應了。而這個打電話給我的人，就是我日後的老長官金蓮。
日後憑著一篇自傳，一篇採訪金慶雲的稿子，老老長官和金蓮讓我到當年仰之彌高的單位工作。現在，回憶起當時的情景，奇特的機遇，真是要熱淚盈眶。
我跟老老長官共事時間很短，之前傳說他對工作種種嚴格的要求，我好像也都低空飛過。但這不是因為我表現特別好，而是我正好遇到他在開卷的最後一年，他的嚴格已經更多的被慈祥取代了。
我一直認為金蓮是我的貴人。雖然他從來沒有跟我說，當年是不是他建議讓我到開卷的，雖然有些跡象看起來是如此。但是在我跟他共事的這幾年，他永遠為記者著想，永遠讓記者站在鎂光燈底下，自己隱身幕後，卻做了更多繁重的工作，我永遠感念那些年他給我的機會，也永遠記得他是除了咩仔外，另外一個相信我可以創作的人。我所具不多的才能，他總是可以看到而且相信。
那是一段夢幻的時光。金蓮、咩仔、愛麗絲、淑惠，當我後來意識到當年是多麼幸福時，我後悔自己當年的習而不察，曾經有過的幼稚行徑，也深深慶幸人生有過這麼一段，跟這些朋友們共事的日子。
雖然我自己很早就成了時報的逃兵。但我過去絕對沒想到有生之年會看到報社被賣掉的這一天，美好的日子一去不返，我不知道開卷是否還有存在的機會，但即使他響起了熄燈號，我也要跟老長官說，美好的仗你已經打過，你為開卷堅持的原則直到最後一刻，為此，即使一切即將結束，也是毫無遺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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