幾個星期前,一個朋友說因為「小團圓」的出版,所以有個香港記者想要問一些事情,問我是否可以跟他稍微聊一下。其實我對張愛玲的瞭解不比一般讀者多多少,唯一最感興奮的是,剛當記者沒多久,就遇到張愛玲去世的大新聞,這是我少數感覺有「參與」到歷史的時刻。不過既然朋友開了口,我想聊一下也沒關係。

 

後來我看到文章,因為是用EMAIL回覆,所以沒有寫對寫錯的問題,我只是感覺脈絡有點怪。後來我明白了,脈絡的怪是,有些答案是真實的,只是現在看來已經不合時宜。其實我跟那位記者說過,台灣很多人都受張愛玲影響,他應該看看王德威祖師奶奶那篇文章,不過他可能更傾向於「我」這個在我看來無足輕重的讀者,當出是怎麼開始接觸張愛玲的作品的。

 

「我」的閱讀經驗是否有代表性其實自己都深深懷疑。不過我還是說了,其實是當年看了一些朱家與「三三集刊」作品,因為他們的推崇,所以開始接觸張愛玲作品,後來胡蘭成的「民國女子」,當然也是認識張愛玲的一個線索。

 

這些在我印象中是很真實的記憶,現在顯得不合時宜是,因為胡蘭成的關係,張愛玲跟朱西寧通信也停止了,所以張愛玲去世時,朱家幾乎沒有接受採訪發言。而「小團圓」裡對幾乎可以對號入座的胡蘭成的描述此時再說因為朱家的關係,其實也許乍看之下是有些怪異的。

 

這讓我聯想到,歷史本來就不是一條直線的,有時就像繩索一樣,是由不同的線絞合而成的。不管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恩怨如何,但是胡蘭成的作品對之前塑造張愛玲的形象來說,是有一定影響的。在大家都很嫌棄的日劇「最後的朋友」裡有句話我印象深刻:「有時最喜歡的人會變成最討厭的人」,同樣的,有時最討厭的人也會成為讓別人認識你的一個途徑,這幾乎是無可奈何的。

 

我看這篇報導時,不禁覺得印象有時是如此難以改變,而已經發生不可能再改變的記憶,卻又如此容易的讓人產生動搖。比如說,不論怎麼去說明王安憶真的跟張愛玲很不一樣,但永遠的王安憶還是會被視為張愛玲的傳人,而我的閱讀記憶,在經過這些新史料的出土後,也許就是歷史的另一種誤會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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