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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才突然發現，今天是寫部落格滿一週年的日子，心裡有些惶惑，不知道未來是不是能和過去一樣，把寫部落格當成每隔一兩天，一定要擠出幾十分鐘非做不可的事情？
這期北京的「SOHO小報」刊登我一篇東西，其實內容大多以前提過，不過還挺能代表我現在對北京的感覺，貼在底下聊作紀念，篇名是「怎樣的未來」，不太好，實在是當時來不及細想：
其實，時間永遠是往前走的，一天一天，你永遠比昨天更為年老，每個人都知道，但並不是每個人都真實的面對它。
我們總是油然的想起童年的某一個記憶，感覺美好的時光已經一去不返。不僅是我們，千百年前的知識份子也曾不滿意現實生活中的一切，他們相信最美好的時代已經定格在三代文明初啟的時候，然後所經歷的就是禮崩樂壞的荒蕪。
作為一個腦子裡充滿了老北京意象的外地人來說，2002年我剛到北京的時候，無異正趕上一趟感傷之旅。我踏上景山萬春亭，想要看到鄭振鐸在文章裡描繪的，那掩藏在四合院千門萬戶裡的綠海，但是，我當然不會看到那樣的景致與天際線。我騎著自行車，想要循著胡同去深入老北京的血脈，在胡同深處的舊居裡，去探尋一個又一個已經消逝的人的故事，而我看到的卻是衰敗和傾頹，即使在蔡元培故居的門口，也只剩下一堆蚊蟲在門口盤旋著。屋已老人已逝，到底我在北京還要尋找什麼我在文字裡建構出來的記憶呢？
最為傷感的一次，是在南池子的胡同裡。臨街還保留著門面，轉進胡同裡頭，只見一片破碎瓦礫、三兩棵樹，未及拆遷的民眾，就在這片廢墟中圍聚著聊天。我頓時想到張愛玲小說中的一幕，一位軍人在行軍的過程中，路過一個小鎮，彷彿間似乎看到他久已失聯的妻子，他急忙追去，穿過了一道門，他頓時震驚得無法言語，因為這裡沒有人沒有屋子，只有光禿禿的牆面，光禿禿的荒涼。我覺得在已經變成廢墟的舊居遺址上聊天是一種殘酷，但對這些居民來說也許並不如此，或者說，即使如此又能如何？對他們來說，失去了熟悉的家園，疏遠了熟悉的街坊，他們可能要在城市的邊界尋找新的生活，這必然是生活的巨變，而對我這個外地人來說，我看到的是時間的裂痕，這些有著幾百年歷史的屋宇倒塌了，時間的記憶被抹去了一角，再也不能平復，即使未來這裡還是會矗立一個類似的贗品，但是時間的刻度已經永遠歸零了。
我飽經折磨的傷逝情懷時常遭人訕笑，但並不容易治療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行經早已避之唯恐不及的后海，突然明白過去並不意味著以最美好的姿態從此凝固不動，而是像背景不同的舞台劇一樣，每個時代的人都會在同一空間中上演不同的劇碼。比如說，后海在幾個朝代裡，始終是飯館酒樓雲集、遊客如織的樂園，因此當我們在后海眼見到處都是酒吧、餐廳，無所不在的流行音樂，俗麗炫目的霓虹燈渲染得湖面一片歌舞昇平，我們不必抱怨商家唯利是圖糟蹋了這樣一個風水寶地，因為后海始終背負著這樣的宿命，但是我們可以批評的是，這個時代的美學為何如此惡俗，所謂的繁華竟然只能用這麼俗不可耐的方式來呈現。
過去並不總是美好的，但如果現代無法創發出新穎的美感，提升或者滿足人們對審美的需求，懷舊就會成為一種必然。城市的建設是如此，時尚是如此，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
★★★★★★★
人生是一條拋物線，注定要面臨衰老的結局，告別了青春，飽嚐回憶的果實享受寧謐的晚年，這未嘗不是一個穩妥的選擇，但是就在生命的向晚，是不是還能選擇一種更積極的未來呢？
這裡是清華大學東門科技大廈裡的一家餐廳「卡拉」。幾個月前一位畢業於柏克萊大學的朋友說起一件事，她認識一位曾在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擔任圖書館館長的戈定瑜女士，朋友都叫她Annie，她畢業於台灣金陵女中，長期以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和台灣金陵女中的校友，合組了一個校友會，成員之間時有往來。
Annie在即將退休的時候，和幾個朋友想到了一個退休後的計畫：為什麼不在北京開一家餐廳，將獲得的盈餘捐獻給偏遠地區失學的女童？Annie印象很深的是，幾年前她招待一批中國導演到柏克萊一家著名的熱狗店用餐，導演們沒吃過熱狗，對這種食物覺得很新奇，也覺得很美味。Annie想，如果在中國開一家這樣的熱狗店，顧客們應該會很有興趣，這樣就可以把盈餘捐給失學女童，而且也可以扶助下崗婦女開設這樣的餐廳維持生計。本身就是樹華基金會成員的Annie，一直也都參與著幫助中國失學兒童上學的公益事業，她和幾個朋友都覺得這是可行之計，隨後也獲得在美國居住的二十二位金陵校友們的支持，於是「卡拉是一條熱狗」餐廳，今年六月就在北京開幕了。
聽說這件事情後，我一直想著哪天要到這個餐廳，也許我們無法直接從事公益救助工作，但起碼也應該到這個餐廳用餐，以這樣微不足道的行動表達對她們的支持與敬意才是。餐廳的位置並不好找，因此在找到之前我始終非常忐忑，擔心這樣有理想的店很快的就消失了，幸好客人雖不多，但也不算少，聽正在店裡忙碌的另一位校友何鈺說，靠著口碑，現在來的客人越來越多了，希望未來能夠更穩定，才能展開接下來的計畫。
後來我才知道，我並不是惟一從城市另外一邊專程去那裡捧場的人，有位在使館工作的老太太，得知這件事後也大老遠找到這個餐廳，表達支持的心意。坐在餐廳裡，我心裡始終有些激動，我想到的是面對生命的方式。這二十二位校友裡，年紀最大的已經八十幾歲，最年輕的也已經五十五歲了，她們原本可以安享晚年，但卻願意從自己的積蓄裡拿出一部分，而且得輪流飛到北京來照顧這家餐廳，她們似乎選擇了更辛苦的一種生活，但卻在生命的黃昏裡，傳遞了許多火炬。她們選擇幫助的對象都是女性，因為同為女性的她們知道，生活在貧困裡的女童和女性是弱勢中的弱勢，如果沒有上學的機會或是謀得一種生計，她們的一生可能就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，能夠在生命的餘光裡，把生存的火炬傳遞下去，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一種晚年，而且又何嘗不是一個更為積極的未來。
這期北京的「SOHO小報」刊登我一篇東西，其實內容大多以前提過，不過還挺能代表我現在對北京的感覺，貼在底下聊作紀念，篇名是「怎樣的未來」，不太好，實在是當時來不及細想：
其實，時間永遠是往前走的，一天一天，你永遠比昨天更為年老，每個人都知道，但並不是每個人都真實的面對它。
我們總是油然的想起童年的某一個記憶，感覺美好的時光已經一去不返。不僅是我們，千百年前的知識份子也曾不滿意現實生活中的一切，他們相信最美好的時代已經定格在三代文明初啟的時候，然後所經歷的就是禮崩樂壞的荒蕪。
作為一個腦子裡充滿了老北京意象的外地人來說，2002年我剛到北京的時候，無異正趕上一趟感傷之旅。我踏上景山萬春亭，想要看到鄭振鐸在文章裡描繪的，那掩藏在四合院千門萬戶裡的綠海，但是，我當然不會看到那樣的景致與天際線。我騎著自行車，想要循著胡同去深入老北京的血脈，在胡同深處的舊居裡，去探尋一個又一個已經消逝的人的故事，而我看到的卻是衰敗和傾頹，即使在蔡元培故居的門口，也只剩下一堆蚊蟲在門口盤旋著。屋已老人已逝，到底我在北京還要尋找什麼我在文字裡建構出來的記憶呢？
最為傷感的一次，是在南池子的胡同裡。臨街還保留著門面，轉進胡同裡頭，只見一片破碎瓦礫、三兩棵樹，未及拆遷的民眾，就在這片廢墟中圍聚著聊天。我頓時想到張愛玲小說中的一幕，一位軍人在行軍的過程中，路過一個小鎮，彷彿間似乎看到他久已失聯的妻子，他急忙追去，穿過了一道門，他頓時震驚得無法言語，因為這裡沒有人沒有屋子，只有光禿禿的牆面，光禿禿的荒涼。我覺得在已經變成廢墟的舊居遺址上聊天是一種殘酷，但對這些居民來說也許並不如此，或者說，即使如此又能如何？對他們來說，失去了熟悉的家園，疏遠了熟悉的街坊，他們可能要在城市的邊界尋找新的生活，這必然是生活的巨變，而對我這個外地人來說，我看到的是時間的裂痕，這些有著幾百年歷史的屋宇倒塌了，時間的記憶被抹去了一角，再也不能平復，即使未來這裡還是會矗立一個類似的贗品，但是時間的刻度已經永遠歸零了。
我飽經折磨的傷逝情懷時常遭人訕笑，但並不容易治療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行經早已避之唯恐不及的后海，突然明白過去並不意味著以最美好的姿態從此凝固不動，而是像背景不同的舞台劇一樣，每個時代的人都會在同一空間中上演不同的劇碼。比如說，后海在幾個朝代裡，始終是飯館酒樓雲集、遊客如織的樂園，因此當我們在后海眼見到處都是酒吧、餐廳，無所不在的流行音樂，俗麗炫目的霓虹燈渲染得湖面一片歌舞昇平，我們不必抱怨商家唯利是圖糟蹋了這樣一個風水寶地，因為后海始終背負著這樣的宿命，但是我們可以批評的是，這個時代的美學為何如此惡俗，所謂的繁華竟然只能用這麼俗不可耐的方式來呈現。
過去並不總是美好的，但如果現代無法創發出新穎的美感，提升或者滿足人們對審美的需求，懷舊就會成為一種必然。城市的建設是如此，時尚是如此，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
★★★★★★★
人生是一條拋物線，注定要面臨衰老的結局，告別了青春，飽嚐回憶的果實享受寧謐的晚年，這未嘗不是一個穩妥的選擇，但是就在生命的向晚，是不是還能選擇一種更積極的未來呢？
這裡是清華大學東門科技大廈裡的一家餐廳「卡拉」。幾個月前一位畢業於柏克萊大學的朋友說起一件事，她認識一位曾在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擔任圖書館館長的戈定瑜女士，朋友都叫她Annie，她畢業於台灣金陵女中，長期以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和台灣金陵女中的校友，合組了一個校友會，成員之間時有往來。
Annie在即將退休的時候，和幾個朋友想到了一個退休後的計畫：為什麼不在北京開一家餐廳，將獲得的盈餘捐獻給偏遠地區失學的女童？Annie印象很深的是，幾年前她招待一批中國導演到柏克萊一家著名的熱狗店用餐，導演們沒吃過熱狗，對這種食物覺得很新奇，也覺得很美味。Annie想，如果在中國開一家這樣的熱狗店，顧客們應該會很有興趣，這樣就可以把盈餘捐給失學女童，而且也可以扶助下崗婦女開設這樣的餐廳維持生計。本身就是樹華基金會成員的Annie，一直也都參與著幫助中國失學兒童上學的公益事業，她和幾個朋友都覺得這是可行之計，隨後也獲得在美國居住的二十二位金陵校友們的支持，於是「卡拉是一條熱狗」餐廳，今年六月就在北京開幕了。
聽說這件事情後，我一直想著哪天要到這個餐廳，也許我們無法直接從事公益救助工作，但起碼也應該到這個餐廳用餐，以這樣微不足道的行動表達對她們的支持與敬意才是。餐廳的位置並不好找，因此在找到之前我始終非常忐忑，擔心這樣有理想的店很快的就消失了，幸好客人雖不多，但也不算少，聽正在店裡忙碌的另一位校友何鈺說，靠著口碑，現在來的客人越來越多了，希望未來能夠更穩定，才能展開接下來的計畫。
後來我才知道，我並不是惟一從城市另外一邊專程去那裡捧場的人，有位在使館工作的老太太，得知這件事後也大老遠找到這個餐廳，表達支持的心意。坐在餐廳裡，我心裡始終有些激動，我想到的是面對生命的方式。這二十二位校友裡，年紀最大的已經八十幾歲，最年輕的也已經五十五歲了，她們原本可以安享晚年，但卻願意從自己的積蓄裡拿出一部分，而且得輪流飛到北京來照顧這家餐廳，她們似乎選擇了更辛苦的一種生活，但卻在生命的黃昏裡，傳遞了許多火炬。她們選擇幫助的對象都是女性，因為同為女性的她們知道，生活在貧困裡的女童和女性是弱勢中的弱勢，如果沒有上學的機會或是謀得一種生計，她們的一生可能就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，能夠在生命的餘光裡，把生存的火炬傳遞下去，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一種晚年，而且又何嘗不是一個更為積極的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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